蒲湘澄与“川北戒烟社”

蒲湘澄（1900-1961年），四川射洪人，出生中医世家，少读私塾，后研习岐黄，擅内科，尤精针灸。治病多针药并用，辨证论治贯通理法。

蒲湘澄（1900-1961年），四川射洪人，出生中医世家，少读私塾，后研习岐黄，擅内科，尤精针灸。治病多针药并用，辨证论治贯通理法。

1933年，红四军所在的通、南、巴地区疫病流行，蒲湘澄等人组织了19人的“医疗救济大队”，前往救治，为百姓和红军义诊送药，直到疫情缓解，才返家乡。

民国初年至30年代，四川作为产烟（鸦片）主要省份之一，各地都是烟馆林立，吸食鸦片者甚众。因吸食鸦片造成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难以计数。当时政府虽高调主张“禁烟”，但地方政府往往虚与委蛇，甚至还暗地里反对禁烟。

当时四川的新文化运动，影响了川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，蒲氏之父蒲松荣，长期热衷慈善济贫，曾任洋溪“慈善医社”社长；“川东北灾区救济会”主任；“苦力医院”会长等职。由于深受父亲影响，蒲氏学医，始终怀揣救世济人，不图回报之心。他有感于鸦片烟之毒害，1932年，他为此还专门去到重庆，向戒烟有经验的屈相臣学习戒烟方法。学成后即回到家乡洋溪镇白流寺组织川北戒烟社，任社长。戒烟社最先设在洋溪古寺“楞年阁”内，蒲氏用所学戒烟法和自制戒烟药为“瘾君子”脱瘾，他还亲自编写了一册《戒烟章程说明书》（川北戒烟社发行）分发对方，目的是为取得瘾君子及家属配合。

“说明书”力陈吸食鸦片的害处，对戒烟要求、禁忌等也一一列出，蒲氏办戒烟社，不是以谋利为目的，只求维持机构基本周转，也从不对外公开宣扬。正如《戒烟章程》中云：“本社办法纯取自愿性质，并无招牌旗帜，广告等项，在外其收效之宏者，半属戒除者介绍而来，半属观感效果而至，并不招求劝戒”。

由于戒烟效果好，1934年，蒲氏受邀请至渠县三汇办戒烟所，1935年又在射洪县等地举办戒烟社，并任戒烟社主任医生。

当时，办戒烟社属于公益，算一种善举，政府鼓励戒烟，也拨有一定戒烟药资。但蒲氏举办戒烟社，历程也颇多艰辛、周折。由于他自制戒烟药效果不错，当地官员向其戒烟社多次借药、赊账，蒲氏先后自垫药资700多元，后因垫欠过多，资金难以为继，多次向上催补而无果，反而得罪了县府个别官员，他们先逼其交纳25%的税（一般是15%），又反诬其戒烟药有毒，将戒烟社查封。后来，药物带到成都检验后，证明无毒。由此他与当地官员结下了仇怨。此事使他备受打击，更担心回县再生枝节。于是1935年8月，他到成都行医，在成都糠市街自办“华安中医医院”，一心行医治病。开业后，应诊者甚多，业务也不错。

一次，国民党剑阁保安团团长唐治先患吐血病，其妻子患哮喘，均经蒲氏治疗而痊愈，唐知蒲办过戒烟社，遂向时任四川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田湘藩推荐，邀请蒲到剑阁组办戒烟院。于是，蒲氏于1937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第十四区民众戒烟医院院长（属官督私办），全权负责在剑阁组织戒烟医院。在他的主持下，蒲氏先后又在川北的广元、昭化、三磊坝、宝轮、白龙、武连、汉阳等地设立戒烟分院。蒲氏利用关系，联络20多名医生前往各分院工作。各戒烟医院持续办了2年多，后因经费少、开支大，加上一些地方官员并非真正支持戒烟，还以各种方式阻挠或暗中生事。至1939年秋，各戒烟医院因经营困难，加上种种原因，如医生的薪水、制药经费难以为继等等，于是先后纷纷关闭。

蒲氏为戒烟历经艰难，屡遭暗算而不悔，前行推广戒烟近6年之久，建戒烟社（院）10余处，据他自己讲，接受戒烟的人达1500多人。这在当时，这真算一个奇迹。蒲氏说，他做这件事，不是为赚钱，完全是为了顺应时事，是在给社会做善事，挽救烟民于苦海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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